导读：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历史遗留无证房屋的处置始终是基层治理的难点。三滘村案例中，2009年前无证房设定280㎡复建上限、超面积部分低价补偿的政策（第二十五条），引发了村民关于“居住需求能否被保障”的集体性质疑。
1、政策依据与法律争议焦点
无证房的法律定性困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判例，无证房屋不能简单等同于违法建筑，需结合建造时间、政策背景综合认定。三滘村将2009年前无证房纳入复建范围，体现了对历史成因的考量，但280㎡的硬性上限缺乏弹性空间。类似中山市案例显示，土地权属争议中“土名”界定等历史因素常导致补偿标准与实际需求脱节。
补偿标准的合法性边界：《城乡规划法》要求重建必须取得规划许可，但补偿定价权属于地方政府裁量范围。超面积部分2500-3500元/㎡的补偿，远低于珠三角地区宅基地房屋市场价值，可能违反《民法典》第243条“公平合理补偿”原则。海南等地明确人均宅基地不超120㎡的规定，反映出区域政策对居住需求的量化控制。
2、居住权保障的现实挑战
家庭结构变迁与面积需求矛盾：农村三代同堂现象普遍，280㎡上限难以满足多子女家庭分区居住需求。某村土地纠纷中，村民因祖宅分割问题与政策冲突，最终诉诸司法却因“只认权证不认人情”导致调解失败。三滘村若机械执行面积标准，可能重蹈覆辙。
补偿资金与安置效能的落差：按3500元/㎡计算，超建100㎡仅获35万元补偿，在珠三角地区甚至无法支付同等面积安置房差价。四川某村危房改造款被截留的案例表明，资金不足易引发后续权益纠纷。补偿款能否覆盖搬迁、装修等衍生成本，需纳入政策评估。
3、破解路径的法理探索
建立差异化认定机制：参考最高法院对无证房的类型化处理思路，建议对2009年前因政策模糊期建造的房屋，按家庭人口数动态调整面积上限。如广州花都区通过手续完备性审查实现“零纠纷”验收的经验值得借鉴。
构建“补偿+安置”双轨制：对于确实超标的合理居住需求，可参照某村引入农产品批发商解决销售纠纷的模式，由政府协调开发商提供差额面积优惠购房指标，形成“货币补偿+产权置换”的组合方案。
完善村民参与决策程序：土地纠纷调解实践表明，单纯依赖行政决策易激化矛盾。应仿效某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协商教育资源分配的做法，对补偿标准开展听证论证，将民意吸纳进政策修订。
结语：在历史欠账与现实诉求间寻找正义支点
三滘村争议暴露出城镇化进程中法律整齐划一性与生活复杂性的永恒张力。当280㎡的数字遇上八口之家的实际需求，当2500元/㎡的补偿直面万元房价的市场现实，政策执行不应成为简单算术题。
从中山市土地确权二十年的曲折历程到四川村民维权映射的基层治理积弊，无数案例警示我们：唯有在坚持法治底线的同时，为历史遗留问题保留弹性解决空间，方能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