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厦门市思明区沙坡尾社区，咸湿的海风与烧烤的烟火交织了数十年。2025年初夏，46家海鲜排档的灯火骤然熄灭，水流戛然而止——一场以“旅游设施升级”为名的断水电行动，将商户推入生存绝境。随着锤子敲击电箱的声响，行政权力的边界问题被尖锐叩问：以公共利益之名中断民生供给，是否踏过了法治的红线？
1、事件核心：旅游开发与商户生存权的冲突
沙坡尾社区作为厦门老牌渔港区，46家海鲜排档不仅是本地饮食文化的载体，更是百余家庭的经济命脉。此次“旅游设施升级”项目由行政主体主导推进，旨在提升区域旅游品质，却未就商户安置方案达成共识。断水电作为事实上的逼迁手段，直接导致商户全面停业，鲜活海鲜成批死亡，经济损失每日加剧。
类似情形在拆迁领域早有先例。法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断水电等非法方式迫使搬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7条更是明文禁止采取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当行政意志与民事主体权益发生碰撞时，手段的合法性成为首要审视对象。
2、断水电行为的法律定性：行政强制还是民事侵权？
物业无权断水电的法理同样适用于行政主体。根据《民法典》第944条，即便在业主拖欠物业费的民事纠纷中，物业服务人也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等方式催交费用。水电供应涉及公民基本生存权，其中断权限专属于供水供电企业，且需基于法定事由和程序。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特定法律特征：由行政主体实施、以强制性手段为表现、以实现行政管理为目的。本案中，断水电行为由行政主体主导，以推进旅游开发为目标，完全符合行政强制的构成要件。《行政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公民对“限制财产使用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有权提起诉讼。这为商户维权提供了明确路径。
3、合法性危机：行政强制的程序与实体缺陷
行政强制行为需同时满足主体合法、程序合法、依据合法三重标准。此次断水电行动在这三方面均存在重大缺陷：
主体错位：水电供应合同的当事人是商户与水电企业，行政主体并非合同主体，无权干预履约；
程序缺失：未履行事先告知、听取申辩等最低程序正义要求，突袭式断水电剥夺了商户的救济机会；
依据不足：所谓“旅游设施升级”不构成《行政强制法》规定的紧急情形，不能豁免程序约束。
在厦门同安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溺亡案件中，行政机关因未在危险区域设置达标护栏（低于国家标准1.05米）被判担责40%。这揭示了一个核心法理：行政主体作为公共设施管理者，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而非侵权豁免权。
4、多维救济路径：商户维权的法律武器
面对违法行政强制，商户可启动多元法律救济机制：
行政复议：向实施断水电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要求撤销决定并赔偿损失。复议具有效率优势，通常30日内作出结论；
行政诉讼：核心维权途径。根据《行政诉讼法》，商户可在知道断水电行为后6个月内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行政强制违法、撤销行为并申请赔偿。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自证行为合法性；
国家赔偿：依据《国家赔偿法》，因行政强制违法造成的经营损失、物品损坏（如海鲜变质）均可纳入索赔范围。
维权关键在于证据固化：商户应立即收集断水电现场视频、主管部门书面通知、经济损失评估等证据链，必要时可申请证据保全。
5、法治平衡术：城市更新中的多元共治
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绝非二元对立。在厦门鳌冠社区的更新实践中，当地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村居参与”模式：政府修缮古厝后引入社会资本运营文创店、戏曲博物馆，居民通过市集增收，端午两天创收超5万元。这种多元共治模式既激活了社区经济，又保障了原住民共享发展红利。
行政主体应摒弃“断水电式”粗暴管理，转而探索三方面合法路径：
协商补偿前置：参照征收补偿标准，对停业损失、搬迁成本予以足额补偿；
临时安置保障：升级期间提供过渡经营场地，避免生计中断；
商户参与机制：让原有商户融入旅游产业链，如打造特色海鲜市集。
结语：法治是城市更新的底线
夜幕下的沙坡尾，空荡的海鲜排档与施工围栏构成刺眼对比。2024年厦门同安区检察院放飞涉案画眉鸟时强调：“从治罪到治理”才是司法真谛。城市更新从不是简单的破旧立新，而是在法治框架下寻找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的最大公约数。
断电断水或许能加速推土机的行进，却会切断政府公信力的血脉。当46家海鲜排档的灶台重新点燃火光，映照的不仅是鱼虾的鲜美，更应是一个城市对权力谦抑、对民生敬畏的法治温度——因为真正的旅游升级，从来不在景观，而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