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4年5月的一个夜晚，温州市瓯海区郭溪街道任桥村村民龚某锋在街道办工作人员催促下，签下了一份决定他435.8平方米房屋命运的《房票安置补偿协议》。这份编号RQ83的协议，名义上是为温州园博园建设工程让路，却埋下了法律程序的重重隐患。七个月后，瓯海区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宣告了这份协议的无效。这起案件不仅揭开征地补偿中“先签约后补票”的程序乱象，更彰显了程序正义对公民财产权的守护。
1、时间倒置：协议签订竟早于法定补偿方案
案件的核心矛盾直指行政程序的严重错位。龚某锋及其代理律师——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的李银磊、陈丽芳团队，精准地抓住了致命的时间线漏洞：
协议签订日（2024年5月27/28日）： 龚某锋在协议上签字。
补偿方案征求意见日（2024年7月4日）： 瓯海区政府发布《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温瓯征地告〔2024〕25-02号）征求公众意见。
补偿方案确定公布日（2024年8月14日）： 正式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温瓯征地补〔2024〕25-02号）才最终确定并公布。
房屋认定结果公布日（2024年9月20日）： 包含涉案房屋的《未经登记建筑调查认定结果》才作为第二批名单公布。
法律焦点：《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并公布是实施补偿的法定前提。签约行为竟发生在方案成型之前，意味着协议缺乏赖以存在的法定依据。在明律师提交的政府文件（证据2、3）成为戳破这一程序悖论的关键利刃。
2、空白协议疑云：被质疑的真实意思表示
龚某锋方更指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情形：签约时拿到的可能是一份“空白协议”。其提交的“视频录音翻译”（证据4）试图证明，协议核心条款在签字时并未明确填写，其签字不能反映真实意愿。虽然法院最终因被告对证据“三性”的异议未直接采信此证据，但结合协议文本上显示的原告签字日期（2024年5月27日）与街道办落款日期（2024年12月9日）相隔逾半年的异常情况，“空白协议”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凸显了签约过程可能存在的不规范甚至强迫性。
3、政府辩解的苍白与法院的明察
面对指控，瓯海区政府辩称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程序合法，并提交了包括预公告、调查表、评估报告、调解书等十余项证据（证据1-11），试图证明整个流程的完整性。然而，在明律师团队对其证据进行了有力质证：
直击要害：承认部分证据真实性，但坚决否定其证明签约程序合法的目的，尤其指出在签约关键时点（5月底），决定补偿标准的正式方案（8月）和房屋认定结果（9月）根本不存在。
程序违法坐实：法院审理后，特别指出被告一项关键证据缺失——其作为协议依据之一的《未经登记建筑认定结果公示表》，被告未能提供该表已依法张贴公示的证据。这导致该认定结果不能作为协议的有效依据。
4、判决要旨：程序正义是实体权利的基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现判决书抬头为温州中院，应为指定管辖或排版表述问题，依据案号“行初”及落款应为瓯海区法院）的判决清晰有力：
举证责任在于行政机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被告政府对其订立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
关键证据缺失构成程序违法：被告未能证明作为协议重要依据的“未经登记建筑认定结果”已履行法定公示程序。
协议缺乏事实依据：综合签约时间早于法定补偿方案确定时间、关键依据未公示等事实，认定被诉《房票安置补偿协议》缺乏事实依据。
法律依据：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主要证据不足”之规定，判决撤销涉案协议（编号RQ83），案件受理费由区政府承担。
结语：一份被撤销的协议，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龚某锋案的胜诉，远不止于个人权益的维护。它像一记警钟，敲给所有手握征收权力的行政机关：
程序不可僭越：法定的征收补偿程序，特别是方案确定、信息公开（公示）、评估认定等环节，绝非可事后补办的“走过场”。任何试图“先上车后补票”、以“效率”之名牺牲程序正当性的行为，终将在司法审查面前现形。
协议非儿戏：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合同性”。政府方不能利用优势地位，以“协议搬迁”之名规避法定的征收程序和要求。签约必须在信息充分对等、补偿依据明确、程序保障完备的前提下进行，避免“空白协议”或“突击签约”。
专业维权的力量：本案中，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精准锁定“程序违法”这一突破口，通过扎实的证据组织（尤其是锁定关键时间节点矛盾）和清晰的法律论证，有效维护了当事人权益，也彰显了法律专业服务在对抗行政权力不当行使中的关键价值。
温州园博园建设本为公益，但公益的实现绝不能以牺牲个体法定权利和程序正义为代价。瓯海法院的这份判决重申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正义不仅在于结果的补偿，更在于通往结果之路的公开、公正与合法。只有当每一份补偿协议都建立在坚实的程序基石之上，“房票”才能真正成为安居乐业的凭证，而非权利受损的开端。这起案件，为温州的征迁工作乃至全国的依法行政，提供了极具参照意义的判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