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边是瓦砾遍地、即将被城市新景覆盖的“已征区”；几步之遥，雅楼村的农舍却依然炊烟袅袅，静候着未知的命运。浙江义乌后宅街道红塘畈村这场被称为“切割征收”的实践，将物理空间上紧密相连、生活形态高度相似的红塘畈与雅楼村民，骤然抛入了截然不同的补偿预期漩涡之中。
同一个项目，同一片土地，甚至可能是同一张规划蓝图，却可能孕育出两套补偿标准——这不仅是村民心头巨大的问号，更是对土地征收法律体系内在公平性的尖锐拷问：在行政权力主导的“切割”之下，地理相邻、处境相似的村民群体，其补偿权益能否跨越人为划定的红线，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实质统一？
1、补偿标准统一性的法理基石与制度设计
我国法律在宏观层面，为土地征收补偿设定了追求公平合理、保障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基本原则。《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这为补偿标准的制定确立了“公平性”的核心价值导向。
具体操作上，省级政府公布的“区片综合地价”制度，正是为了实现一定区域内补偿标准的统一化与透明化。该制度要求在同一区片范围内，无论具体地块位置或项目差异，征地补偿的主要标准（尤其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应当执行统一的价格。
其立法初衷正是为了避免因人为因素导致相邻地块补偿悬殊，维护区域内被征地农民权益的相对平衡。此外，《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三条关于征收补偿的规定，也蕴含着平等保护所有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精神内核。
2、“切割征收”实践对统一性原则的消解与挑战
后宅街道红塘畈村的案例，生动揭示了“切割征收”如何可能成为侵蚀补偿标准统一性原则的“特洛伊木马”：
“项目边界”成为差异化的合法外衣：征收行为的启动以特定“建设项目”需求为依据。实践中，地方政府常以“项目范围”、“建设时序”、“资金盘子”等理由，将本属同一地理单元或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区域（如红塘畈与雅楼村），人为划分为不同批次的征收项目。一旦被贴上不同“项目”标签，即使物理相邻、地类相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执行不同的补偿方案（尤其是在奖励、补助等“项目包”内容上）便似乎获得了操作空间。红塘畈“已征”部分与雅楼“待征”部分，未来极可能因分属不同项目期而适用不同的补偿细则。
“区片”划分的模糊性与可操作性：虽然区片综合地价是统一标准的核心载体，但“区片”本身的划分却存在弹性。如何界定一个“区片”的范围？是严格遵循自然村界、行政边界，还是依据更宏观的地理经济单元？这往往由地方政府主导确定。
在“切割征收”场景下，行政力量完全可能将红塘畈与雅楼这两个紧密相邻的村落，划入不同的区片，或者虽在同一区片，但利用“项目特殊性”突破区片价，导致名义上的“统一区片价”在实际补偿总额和构成上产生显著差异。
“补偿包”构成差异放大不公感：法定补偿主要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构成。但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会在法定项目之外，增设各种名目的“奖励费”、“补助费”、“签约搬迁费”等，构成一个“补偿包”。
“切割征收”下，不同项目或不同批次之间，这些额外项目的设置、标准、发放时限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先征收的红塘畈村民可能获得高额的“速签奖”，而后征收的雅楼村民则可能因政策调整失去此项奖励，或标准降低。这种非核心补偿的差异，极易引发村民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感。
信息不对称与协商能力弱化：“切割征收”制造了时间差。先被征收的红塘畈村民在信息不充分（不知雅楼何时征、如何补）、议价能力有限（作为“先行者”，谈判筹码少）的情况下签订协议。而当雅楼村后续征收时，补偿政策可能调整（或升或降），村民虽可参考红塘畈案例，但既成事实难以改变。这种因征收时序导致的信息与博弈劣势，进一步加剧了补偿结果的不确定性。
3、迈向实质公平：保障相邻群体补偿统一的法律规制路径
破解“切割征收”带来的补偿标准割裂难题，需从立法、行政、司法多维度发力，强化对补偿公平统一性的刚性约束：
严格限定“切割征收”的适用条件，强化统一规划：立法或高层级政策应明确，“切割征收”只能是基于重大公共利益、工程技术不可行等极为有限的例外情形，而非方便行政管理的常规操作。对于地理相邻、地类属性与经济社会状况高度相似的区域（如红塘畈与雅楼），应原则上要求纳入统一的征收规划和范围，一次性完成征收补偿安置。确需分期实施的，必须进行充分论证并公示，且后续批次的补偿标准（尤其是核心的区片综合地价部分）应严格“锁定”或设定明确的挂钩机制（如参照前期标准并结合物价指数调整），避免随意性。
细化“区片”划定规则，建立跨项目补偿标准协调机制：省级政府在制定区片综合地价时，应制定更科学、透明、细化的区片划定规则和动态调整机制，尽可能减少因区片划分不合理导致的相邻区域补偿差异。对于因不同项目征收紧密相邻地块的情形，应建立强制性的补偿标准协调机制，要求后续项目征收相邻地块时，其核心补偿标准（土地补偿、安置补助）不得实质性低于先期项目标准。探索建立区域内补偿标准的“天花板”和“地板”限制。
规范“补偿包”外附加项目，设定差异化权限：对法定补偿之外的各类奖励、补助等附加项目，应通过地方立法或规范性文件进行严格规范和限制。明确其性质为补充性、鼓励性，而非替代法定补偿。设定附加项目的最高限额、发放条件和程序，避免其成为制造补偿鸿沟的主要工具。尤其要禁止以“项目特殊性”为名，对相邻地块的同类被征收人设置歧视性的附加补偿条款。
保障知情权与参与权，引入补偿协议横向审查：在征收决定和补偿方案制定阶段，必须保障所有可能受影响的相邻区域村民（如雅楼村民在红塘畈征收时）的充分知情权和表达意见的机会。探索建立针对同一区域不同批次征收补偿方案的横向比较审查机制，由上级政府或独立第三方评估其合理性、公平性，防止显失公平的补偿差异出现。已签订的补偿协议，应允许相邻地块村民在合理范围内查询（脱敏后），作为后续征收谈判的参考。
强化司法审查，激活“公平补偿”原则：司法机关在审理征地补偿纠纷时，应积极运用《土地管理法》的“公平、合理”补偿原则以及《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于因“切割征收”导致相邻相似地块补偿结果差异巨大，明显违背生活常理和公平观念的案件，即使符合形式上的程序规定和项目差异理由，也应审慎审查其补偿实质的合理性，必要时予以调整，为被征收人提供最后的司法救济屏障。
红塘畈与雅楼村民的困惑与忧虑，是城市化进程中基层社会对法律公平最真切的呼唤。当行政的“切割刀”落下时，法律必须成为守护相邻土地上命运共同体免遭不公分割的坚固盾牌。“统一补偿标准”绝非简单的数字划一，它关乎程序正义的彰显、地域公平的维系，更是法律平等保护原则在广袤乡土上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