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岳麓区西湖街道白云路260号一带，一场涉及上百栋房屋、两百余户居民的征收行动正以“入户协商”的方式悄然推进。然而，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汹涌——核心的争议点，直指那些普遍存在的、动辄数百平方米却缺乏“红本”产权证的“无证面积”。这些在特定历史时期因居住需求、管理缺位或政策模糊而自发形成的建筑体量，如今在征收补偿的天平上，其价值几何、由谁认定、依据何标准，却陷入一片混沌。
居民手中的实际居住面积与官方登记簿上的空白形成刺眼对比，“无证面积认定乱象”由此滋生，成为征收补偿最大的痛点与纠纷源，更将“补偿标准谁说了算”这一根本性拷问，尖锐地抛向了法治的前台。
历史之债：无证面积为何成为城中村“标配”？
长沙二环城中村中普遍存在的无证建筑，并非一夜形成，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政策、管理、需求多重因素交织的产物，其根源深刻烙印着时代的痕迹：
居住需求刚性膨胀与规划管理滞后脱节：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及原村民家庭人口自然增长，催生了迫切的住房需求。然而，正规宅基地审批程序繁琐、指标紧张、成本高昂，或受限于当时规划范围限制，合法渠道无法满足。村民在原有宅基地或村集体土地上自行加建、扩建，甚至占用村内边角地建房，成为普遍且无奈的选择。
政策执行波动与“默许”形成灰色空间：不同历史阶段，对于农村建房的管理尺度松紧不一。某些时期，基层管理组织（村委会、街道）可能基于解决民生问题的考量，对村民的自建行为采取了口头同意、默许甚至收取少量“管理费”或“罚款”的方式处理，虽未颁发正式产权证明，却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官方认可”的错觉，为后续的确权埋下了隐患。
登记制度长期缺位与法治意识淡薄：长期以来，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权属登记制度不完善、推进缓慢。村民普遍缺乏通过正式登记确权的意识和动力，认为“房子是我建的、我一直住着”就是天然的凭证。而管理方也未能及时、有效地将这部分事实占有使用的建筑纳入规范化登记轨道。
“成本法”补偿的潜在诱惑与现实困境：在过往或周边地区拆迁中，对于无证面积，即使不能按“有证房”市场价补偿，若能争取到按建筑成本（重置成新价）补偿，相对于其极低的原始建造成本，对村民而言仍是一笔可观的收益。这种“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无证面积的产生和存续。
乱象丛生：无证面积认定中的“权力迷踪”
当征收启动，无证面积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巨额补偿利益，其过程却常常陷入标准不一、主体不明、程序随意的混乱局面：
认定主体模糊：谁有资格“拍板”？
街道办？作为征收实施主体，其工作人员（如拆迁指挥部）常直接介入无证面积测量、性质判断（如是否“抢建”）和补偿方案初步拟定。然而，街道办是否有法定权限对复杂的历史权属进行实体认定？其专业性和中立性常受质疑。
村委会？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代表和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对村内房屋历史情况较为了解。但其角色尴尬：一方面可能倾向于维护村民利益（尤其涉及村集体利益时），另一方面又需配合政府征收工作。其出具的“情况说明”效力如何？能否作为补偿依据？
自然资源/住建部门？作为法定的不动产登记和规划管理机关，理论上最具权威性。但在征收实践中，他们往往仅依据现有登记档案（通常缺失无证部分）出具查询证明，很少主动介入历史无证建筑的实体调查和认定。将责任完全推给一线征收部门。
评估机构？仅负责对“被认定”的房屋面积进行价值评估，本身无权认定面积是否合法有效。其评估工作建立在征收方提供的“有效面积”基础上。
核心问题：缺乏一个法定的、专业的、中立的权威机构，在征收前或征收中启动专门程序，对历史无证面积进行全面调查、听证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决定。 认定权责不清导致推诿或滥用。
认定标准随意：尺度由谁掌握？
“丈量尺”下的弹性空间：实际测量过程中，对于结构复杂的自建房（如夹层、挑高、不规则形状），如何计算有效面积？是按投影面积、使用面积还是结构面积？测量方式、松紧程度往往由具体工作人员掌握，缺乏统一、公开的技术规范，极易引发争议。
“历史材料”的效力之争：村民提供的数十年前的建房申请书、缴费收据（如水电初装费、土地管理费）、村委会证明、甚至邻居证言，能否作为认定权属和面积的依据？不同部门、不同工作人员对这些材料的采信标准差异巨大。
“抢建”认定的时间陷阱：以何时作为“抢建”的时间节点（如项目立项公告日、征收范围公示日、甚至内部会议决定日）？如何证明建筑是在该时间节点后建设的？举证责任在村民还是征收方？标准模糊导致“抢建”认定成为压缩补偿面积的利器。
“成本法”补偿的单一性与显失公平：如背景信息所述，对面小区商品房市场价已达1.2万元/平米，而对无证面积普遍采用仅计算建筑重置成本（可能仅数百至数千元/平米）的“成本法”补偿。这完全剥离了房屋所依附的土地区位价值和实际居住功能价值，尤其是在二环内这样成熟地段的城中村。这种巨大的落差是引发群体性不满的核心原因。
认定程序缺失：权利如何保障？
调查环节缺位：征收方常仅依据现有档案或简单目测就作出认定，缺乏对建房背景、历史成因、实际使用状况的深入走访和证据固定。
告知与申辩权虚置：认定结果往往以口头通知或简单表格形式告知村民，未清晰说明认定理由、依据的标准和法律政策。村民提出异议、补充证据的渠道不畅，或者即便提出也得不到实质性的回应和复核。
缺乏书面决定与救济途径：无证面积的认定结果通常不形成独立的、具有法律文书性质的书面决定。当村民对认定面积或补偿标准不满时，难以针对该认定行为本身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只能在对整体补偿决定不满时一并提出，大大增加了维权难度。
破局之道：厘清权责、统一标准、畅通救济
终结无证面积认定乱象，保障征收公平，亟需在法治框架下进行系统性改革：
明确法定认定主体与程序：在省级或市级层面，通过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明确规定由市、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牵头部门（如自然资源局或成立专门的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办公室）负责统筹历史遗留无证建筑的确权认定工作，征收实施部门（街道办）负责配合调查、执行。
设立前置的“历史遗留无证建筑认定程序”，在征收决定作出前或同时启动。程序应包括：公告申报、全面调查（调取档案、实地勘测、走访知情者、收集村民证据）、听证（充分听取权利人陈述申辩）、专家论证（复杂问题）、最终由牵头部门作出书面的《历史遗留无证建筑认定决定书》，明确认定面积、性质（区分不同历史阶段成因）、处理意见（是否补偿及补偿计算原则）。该决定书应依法送达，并告知复议、诉讼权利。
制定统一、公开、细化的认定标准：
统一测量规范：制定详细的《历史遗留无证建筑面积测量技术规程》，明确各类复杂情形的测量方法（如层高不足、斜坡屋顶、外挑阳台、夹层等），并向社会公开。
建立历史证据采信规则：明确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证据（如早期缴费凭证、村委会证明、规划部门的罚款单据、相邻协议等）的证明效力等级和采信条件。确立“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总体原则。
清晰界定“抢建”标准与举证责任：以征收范围正式公告之日或政府发布明确的停建通告之日作为认定“抢建”的时间节点。举证责任倒置：由征收方承担证明建筑系在节点后新建或扩建的责任。村民仅需提供建筑在节点前已存在或已获某种形式许可（哪怕非正式）的初步证据。
构建更趋公平的多元化补偿机制：
摒弃单一的“成本法”：对于经认定应给予补偿的历史无证面积，补偿标准应综合考虑：建筑重置成新价（保障基本财产价值）；该建筑所占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区位补偿价值（参照周边类似区域宅基地或集体建设用地的基准地价或市场评估价的一定比例，这是补偿的关键，旨在体现地段价值）；房屋的实际居住功能损失（可参考同地段房屋租金或一定比例的商品房价格）；对特定历史时期因政策和管理原因导致无法办证的合理补偿。
探索“房票安置”或“共有产权”等灵活方式：对于补偿资金不足以购买新房的被征收人，可提供房票用于购买政府指定房源，或探索共有产权模式，减轻其购房压力。
强化程序约束与司法救济：
严格保障程序权利：确保在认定和补偿全流程中，被征收人的知情权、参与权、陈述申辩权、申请听证权得到充分落实。
赋予对《认定决定书》独立的救济权：允许被征收人对《历史遗留无证建筑认定决定书》单独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法院应对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标准）是否正确进行全面审查。
加强司法对补偿标准的审查力度：在审理补偿决定纠纷时，法院应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原则，对采用“成本法”导致补偿结果明显低于市场价值、显失公平的情形，依法予以调整或判决撤销补偿决定。
结语：在历史的沟壑上架设法治之桥
破解这一乱象，不能依靠运动式的“特事特办”，更不能将解释权与裁量权完全下放给缺乏法律授权的基层执行者。它要求城市管理者拿出正视历史的勇气与运用法治智慧的担当，通过顶层设计明确权责、制定公开透明的规则、设立刚性的正当程序、打通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将无证面积这一“历史之债”的清偿过程，纳入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