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扬州仁丰里，一条浸润着千年文脉的古街。这里，雕花门楼里可能住着三五户人家，一方天井也许共享着七八个灶台。当街区保护的“红头文件”下达，要求居民搬迁以修复古宅、植入新业态时，最棘手的问题往往不是补偿标准本身，而是 “补给谁？”和“怎么分？”。一边是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迫切渴望，另一边是产权不清、家庭内部矛盾重重带来的补偿款分配僵局。这道题，该如何解开？
历史文化街区整治中的搬迁，不同于一般的征地拆迁。它面对的不是产权清晰的现代商品房小区，而是一个产权关系如同古街肌理一样交错重叠的“活态博物馆”。平衡搬迁效率与补偿公平，核心在于建立一套能够穿透历史迷雾、妥善处理复杂产权和家庭关系的认定与分配机制。
1、难题的双重维度：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的错位
产权确认之难：大量房屋仅有解放前的地契、买卖草契，或只有整个院落的集体土地证、房屋所有权证（大证），内部经过多次分割、继承、转让，却从未办理过正式的产权变更登记。从《民法典》物权编的角度看，权属不明。但这仅仅是“法律事实”上的不明，在“社会事实”上，谁住在哪里、谁出了钱翻建、谁是家族公认的权利人，往往有清晰的共识。
家庭分户补偿之困：根据“一户一宅”或按户补偿的政策，如何认定“一户”？是严格以户籍登记为准，还是考虑实际长期居住、独立生活的家庭单元？老宅中成年子女虽户口未迁出，但早已在外成家立业，是否应享受补偿？多个家庭共用一个门牌号，但内部已形成独立的生活空间和经济单元，补偿是按“一门”算还是按实际生活“单元”算？这直接关系到每个核心家庭的切身利益，极易引发激烈纠纷。
2、破解路径：建立“调查-认定-协商”三位一体的柔性机制
刚性套用现行不动产登记规定或户籍管理办法，在此类场景下必然失灵。需要创新工作方法，引入更多事实调查和民主协商因素。
前置全面深入的产权与家庭情况调查：在制定补偿方案前，应由政府牵头，组织法律、历史、档案专业人员及社区工作者、老街坊组成工作组，进行“地毯式”入户调查。内容远超普通登记，包括：查阅所有历史凭证；绘制详细的房屋平面布局与实际占用情况图；通过访谈厘清历代沿革、出资建设情况、家庭内部历次分家约定（哪怕只是口头或字据）；了解每个实际居住单元的生活状态和经济独立性。形成一份详尽的“社会产权档案”。
构建“法律-事实-情理”相结合的认定规则：
产权人认定：在缺乏法定登记的情况下，可以综合历史地契、买卖协议、家族协议、长期稳定的占有事实、街坊四邻证明、以及是否承担房屋维修义务等因素，来认定权利主体。对于共有情况，明确共有人份额。
“户”的认定：不应僵化绑定户籍。可制定指引，将符合以下条件的视为一个独立的补偿权益户：有相对独立、可封闭的居住空间；有独立的生活设施和收支；家庭成员以婚姻、直系亲属关系为核心；长期稳定居住。这需要结合入户调查结果进行个案判断。
搭建多层次、透明化的协商与纠纷调解平台：
家庭内部协商优先：政府或实施单位应引导、协助产权共有人或家庭成员内部就补偿款的分配达成协议。可以提供法律咨询，帮助拟定分家析产协议或补偿款分配协议。
社区评议与公示：对于无法内部协商或产权存在争议的，可将调查认定情况（隐去隐私信息）在社区内进行评议和公示，利用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和集体记忆来辅助辨明事实。
行政裁决与司法最终救济：经充分协商调解仍无法解决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政府依法作出裁决。对裁决不服的，最终可诉诸法院。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也应充分尊重历史形成的事实状态和街区特殊性，而非仅仅依据形式登记。
3、政策工具创新：引入“预签约”与“整体打包”
为缓解居民急切搬迁的焦虑，可以设计更灵活的政策工具。例如，在产权尚未完全清晰的情况下，可以基于初步认定和家庭协商意向，进行“预签约”，锁定补偿权益，待内部协议达成或争议解决后再正式支付。对于产权极度复杂、短期内难以厘清的老宅，也可以探索“整体打包”补偿，将补偿款先行提存或支付给共同指定的代理人，待其内部确权后再行分配，不影响整体搬迁进度。
结语：在修复历史街区时，更要修复社会的信任与公平
仁丰里的整治，修复的不仅是明清的砖瓦，更是当代社会的治理智慧。产权确认与分户补偿的难题，本质是高速发展的现代产权制度与缓慢积淀的传统社会形态之间的碰撞。破解这一难题，不能靠粗暴的“一刀切”，而必须投入极大的耐心和精细化的操作，像考古学家清理文物一样，小心翼翼地去梳理那些被时间覆盖的权利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