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世纪自然法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过，“法律是无私的，对谁都一视同仁。在每件事上，她都不徇私情。”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摆脱传统的禁锢，做到一视同仁、不徇私情，在法律实践上实现真正的平等。
作者 | 杜峥
在农村，女性村民可以获得宅基地吗？当然可以！
《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另外，《宪法》第48条第1款更是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男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
可见，从法理上讲，女性村民是可以获得宅基地的。
然而，在很多地方村规民约凌驾于法律之上，导致一些女性尤其是出嫁女性分不到宅基地，其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
“法律不只是让人看的，更在于落实”。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督导律师黄晓丽说，在保障妇女权益方面，我国法律很完善，可是在近年的征地拆迁案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侵犯出嫁女子拆迁补偿利益的现象，不仅侵犯了女性权利，也侵犯了其子女的权利。究其原因，还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习俗面前，法律推进很困难。”
2021年5月，黄晓丽律师经手的一桩外嫁女拆迁补偿诉讼终于临近尾声。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决，申请人江女士与当地政府达成一致，后者同意作出相应拆迁补偿。然而，等到这个结果，江女士用了将近四年时间。
2017年，江女士所在地级市经济开发区启动城中村改造项目，根据当地补偿与安置政策，当年年底，她的两个哥哥已进行了正常的安置补偿，分别获得两套房产，共计四套安置房；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江女士却一无所有，仿佛这一次拆迁改造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江女士想不明白。
她自小生在村里，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口从来没有迁出过。2009年，她和邻县一位高中教师结婚，丈夫属于公职人员，在家乡没有宅基地，其户口一直在原籍，而江女士本人的户口也一直和父母及两个儿子在一起；两位哥哥获得安置补偿后，已经在本村分户居住。按照江家父母的意愿，他们更愿意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心愿也不能实现！因为按照当地习俗以及村规民约，拆迁分户之后，父母不能单立一户，必须跟一个孩子生活，有儿子则必须随儿子，不能随女儿。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江家两个儿子名下各有两套房，父母无房只好与大儿子并户安置，而江女士因为没有得到补偿，原本的宅基地也被拆了，只能带着两个儿子在外租房，生活也变得捉襟见肘。
两个刚上小学的儿子常常问她：“为什么舅舅家有那么多房子，我们一套也没有？”每当听到这些话，江女士既尴尬又无助，不知该怎么和孩子们解释。为了争取合法权益，在父母和两位哥哥的支持下，她鼓起勇气“民告官”，向律师寻求法律援助。
在黄晓丽律师看来，江女士是传统的中国妇女，从小被父母保护得很好，比较依赖家人，性格本分、沉默寡言，遇到这么大的纠纷，她自己感到特别委屈，但也无可奈何。
看过案情及相关证据，黄晓丽律师认定，江女士在本村有承包土地，而江父也于1997年取得了案涉宅基地的农村居民宅基地审批表、村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乡村居民房屋建筑许可证，按法理，江女士本人应该在本村享有合法宅基地，可事实上她被剥夺了这个权益。
同时，按照该省政策，生育几个孩子，就可以有几个宅基地，不论男女。“他们现在把村规民约凌驾于法律之上了”黄晓丽律师说。村规民约不能大于法律，如果与宪法相违背，那就是无效的规定。从当地政府的角度看，他们每少算一个人，就少支付一份拆迁成本。而在这背后，其实是传统的重男轻女作祟。
黄晓丽律师决心帮助这位老实的农村妇女，建议她先申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相比，行政复议不收费，成本更低，又因为是上级机关监督下级机关，且书面回复为主，因此效率更高。
2018年1月18日，江女士向当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适用于本村的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方案。十天后，她收到了改造征迁工作指挥部发来的《关于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共性问题的处理意见》（以下简称“处理意见”）。同年2月8日，她向当地市政府邮寄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撤销该“处理意见”，市政府于同年2月12日作出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并邮寄送达。江女士不得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市政府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并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为什么行政复议会被市政府驳回？为什么当地各级组织如此轻视一个农村妇女的拆迁补偿权益？
当地经开区管委会认为，江家二字已经获得了补偿安置，江家父母也已经与其中一个儿子并户安置，而江女士不符合“婚嫁女”的安置补偿政策，因为根据“处理意见”，对享受房屋补偿安置的“婚嫁女”是有结婚时间限制的——按照当地规定，“婚嫁女”是指在2004年前结婚的女性，而江女士于2009年9月14日登记结婚，从结婚时间上已经将她排除在“婚嫁女”范围之外。简而言之，管委会认为，这场拆迁根本就与江女士无关！而当地市政府也认可管委会的这一决定，认为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的法定受理条件，因此概不受理江女士的行政复议。
“不能以结婚条件限制人家应当享有的权利”。黄晓丽律师说，“处理意见”对“婚嫁女”结婚时间的限制，已经对江女士的合法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因此市政府没有理由不受理该行政复议。
在律师的鼓励下，江女士正式开始了行政诉讼。为了避免案件查处中的各种干扰和阻力，实现司法公正，该案被指定采取异地管辖，由邻市的中级法院审理。开庭之前，江女士还在想，那个城市是民间传说中“包青天”做府尹的地方，法官总该铁面无私、秉公断案，还自己一个公道了吧？
谁承想，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直上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均认为经开区管委会虽有瑕疵，但对江女士合法权益未造成实际影响，并不足以导致被诉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撤销的法律后果，因此该诉请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江女士的诉讼请求。
走到这一步，江女士感到自己的维权之路竟然如此艰难，简直比“杨三姐告状”更曲折，经过一年多的往来奔波，她已经心生退意，不想再要那本该属于自己的安置房。是律师鼓励她，帮助她做最后的努力——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最高法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本案中，征迁指挥部对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涉及的共性问题形成的一致决议，其中“‘婚嫁女’指在2004年前结婚”的规定，直接从结婚时间上将江女士排除在权利人范围之外，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该市政府认为“处理意见”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决定不予受理江女士的复议申请，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判决驳回江女士的诉讼请求不当，应予纠正，市政府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江女士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从最高法行政判决生效起，经开区管委会又经历了一年多的上诉，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要求对江女士的申请进行全面审核，履行对其合理合法安置的职责。据黄晓丽律师介绍，江女士不久之后就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安置房。
“江女士很幸运，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黄晓丽律师说，很多女性争取宅基地的案件，根本无法立案，进入不了实体审判。很多地方法官对当事人说，这不是法院受理的范围，是村民自治的范围，把女性拒到法院门外。也有些地方的法官，直接说自己管不了，让当事人和律师向上一级法院或者纪检、妇联反映。一位当事人有同学在妇联，可是对方很无奈，说无能为力，就宅基地的事情来说，保护不了妇女的权益，以致于这位当事人失望地说“妇联也是摆设”。
可见，“男女平等”的理念，尽管被早早写进了《宪法》里，但是在很多地方仍然做不到。更可悲的是，一些政府公务员、法律从业者竟然不以为意，任这种不平等的现象蔓延。黄晓丽律师说， 她经历过一个类似案件，代表区政府的律师在法庭上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番厌女言论，核心就是：女的不是村民，不能享受宅基地的权利。一番话气得当事人的父亲浑身发抖，当场吵了起来，弄得 法官以“各为其主”的理由圆场才算作罢。
拆迁时轻视女性权益，不仅违背公平原则，更有甚者将直接威胁女性的生存权，影响社会和谐。黄晓丽律师介绍，不久前接触了一位女性当事人，前夫和她离婚户口从村里迁走，儿子判给了她。去年村里拆迁，按照安置政策，家里每出生一个男孩，满18岁即可分240平方米的房子，不满18岁则分120平方米，除此以外，还有过渡费、拆迁奖励。当事人的弟弟家有三个男孩，最后分得360平方米的安置房， 三个车位以及48万元的补偿款。然而，这个当姐姐的什么都没有分到，只好带着儿子来到省会城市开公交车，艰辛谋生，母子名下都没有房产。弟弟心疼姐姐，借出一套房给她住，可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她能否也像江女士一样，争取到自己的利益呢？没人能给出答案。
西方中世纪自然法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过，“法律是无私的，对谁都一视同仁。在每件事上，她都不徇私情。”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摆脱传统的禁锢，做到一视同仁、不徇私情，在法律实践上实现真正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