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5年，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街道的一处工业园区拆迁项目引发广泛争议。数十家入驻企业及商户集体质疑征收程序的合法性，称其未依法履行公示、听证等法定环节，且补偿标准与市场价值严重偏离。据商户代表反映，拆迁方仅通过一纸通知要求限期搬离，既未公开征收决定的法律依据，也未就评估结果与企业进行实质性协商。部分经营五金配件、物流仓储的企业主表示，其厂房设备搬迁成本、停产停业损失均未纳入补偿范围，直接威胁企业存续。这一事件折射出城市更新浪潮中，中小企业权益保障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尖锐矛盾。
1、程序合法性争议：从“形式合规”到“实质正义”的断裂
（1）法定程序的“选择性执行”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行政机关应在征收决定作出前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将补偿方案公示不少于30日，同时组织被征收人参与听证。然而，十八里店街道商户指出，其收到的《征收决定书》仅粗略列明补偿单价（3.2万元/平方米），既未附具评估报告，也未说明如何计算停产停业损失。
更关键的是，所谓的“公示”仅在街道办官网角落发布一则公告，多数企业因未定期浏览政府网站而错过异议期。这种“程序空转”现象，暴露出行政机关对法律的形式化敷衍。
（2）评估机制的公正性缺失
《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暂行办法》明确规定，评估机构应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摇号等随机方式确定。但在本案中，评估公司直接由征收方指定，且拒绝向企业公开评估方法（如是否考虑工业厂房特殊用途、区域产业集聚价值）。某汽车配件企业主提供的对比数据显示，同一街道2022年商业用地拍卖成交价已达5.8万元/平方米，但拆迁评估价仍沿用三年前基准，明显违背《条例》第十九条“不低于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原则。
（3）听证程序的虚置化倾向
尽管部分企业提出听证申请，但街道办以“涉及公共利益需快速推进”为由，将听证会压缩为一场时长仅2小时的“政策宣讲会”，未设置质证与辩论环节。这种“听证秀”不仅违反《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关于“充分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意见”的规定，更实质剥夺了商户的程序参与权。程序正义的缺失，直接导致企业对拆迁合法性的根本性质疑。
2、商户维权困境：法律救济途径的“三重枷锁”
（1）行政复议与诉讼的成本悖论
根据《行政诉讼法》，企业对征收决定不服的，可在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实践中，商户面临两大障碍：其一，诉讼周期漫长（平均18个月以上），而拆迁方常以“先拆后补”为由要求立即腾退，企业被迫在“打官司”与“保经营”间艰难抉择；其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形同虚设，企业仍需自行收集评估报告不公、程序违规等证据，这对缺乏法律资源的中小企业而言几乎难以完成。
（2）司法审查的局限性
法院对行政程序的审查往往局限于“形式合法性”。例如，在（2022）京02行终456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征收决定已在官网公示满30日，视为程序合法”，至于企业是否实际知晓、评估方法是否合理均不属于审查范围。这种“机械司法”倾向，使得程序漏洞难以通过诉讼获得实质纠正。
（3）协商谈判机制的权力失衡
《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虽然倡导“协商搬迁”，但十八里店街道的实践显示，所谓的“协商”实为单方施压：企业若拒绝签字，可能面临断水断电、消防突击检查等隐性威慑。某物流公司负责人透露，其因要求复核评估结果，被征收方以“妨碍重点工程”列入信用黑名单，银行贷款遭暂停。这种权力与权利的极端不对等，彻底瓦解了平等协商的基础。
3、制度完善路径：构建“程序-补偿-救济”三位一体的法治框架
（1）程序透明化：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
强制信息穿透：要求征收决定、评估报告等关键文件必须通过短信、挂号信等方式直接送达企业法定代表人，并在园区公告栏、行业协会平台同步公示；
听证实质化：引入人大代表、行业协会代表作为听证主持人，允许企业聘请第三方专家参与评估方法辩论，并全程录音录像备查；
建立“异议冻结”机制：企业对程序提出合理质疑时，应暂停拆迁执行直至争议解决，避免“拆完再告”的维权困局。
（2）评估机制中立化：切断利益输送链条
评估机构遴选改革：参照司法鉴定管理模式，由市级住建部门建立评估机构名录库，企业通过随机摇号选定评估单位；
参数公开与异议复核：强制公开区位调整系数、折旧率等核心参数的计算依据，设立由高校学者、行业专家组成的评估争议复核委员会；
差异化补偿标准：对工业企业增设“设备搬迁补贴”“客户资源损失补偿”等专项条款，避免“一刀切”按住宅标准补偿。
（3）救济途径实效化：降低维权成本与风险
推行“征收法律顾问”制度：由政府购买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与证据收集指导；
设立“先行赔付”基金：企业提起诉讼期间，可从基金中预支70%无争议补偿款，缓解经营中断压力；
强化司法审查深度：要求法院对评估方法的合理性、停产停业损失计算的科学性进行实质审查，必要时委托独立机构重新评估。
结语：以程序正义重塑政企互信
十八里店街道的拆迁争议，本质是公权力与市场主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规则博弈。当“效率优先”的行政思维碾压法律程序时，受损的不仅是企业财产权，更是政府的法治公信力。
破解这一困局，需深刻认识到：程序正义不是障碍，而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企业诉求不是刁难，而是法治进步的推力。
未来，唯有通过刚性程序约束权力、通过市场化评估保障公平、通过高效救济消解对抗，才能在“城市更新”与“企业存续”间找到法治化平衡点。毕竟，一座城市的生命力，不仅在于高楼大厦的崛起，更在于无数中小企业在规则守护下的茁壮成长。
